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根據國際國內環境變化，特別是我國發展條件和發展階段變化作出的重大判斷。

這一重大判斷對我國經濟發展有何種意義？如何理解“高質量發展”？要實現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應該從何處著手？為把握“高質量發展”的深刻內涵，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專訪了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教授董小君。

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一脈相承

中國經濟時報：“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一重大判斷，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何種意義？

董小君：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兩者一脈相承，其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是高度一致的。

理論上，“高質量發展”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最新理論成果，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二大至十八大一直強調經濟增長速度，從黨的十九大開始，“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思想不斷變革，經濟發展的理論不斷創新。

20世紀90年代初期，我黨提出“發展是硬道理”的思想；21世紀初，提出“科學發展觀”，強調發展必須是科學發展，這是“發展是硬道理”內涵的一次升華；黨的十九大以來，提出“高質量發展”，進一步豐富了“發展是硬道理”的科學內涵。經濟高質量發展至少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從經濟增長的過程看，高質量發展是指經濟增長結構的優化及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從經濟增長的結果看，高質量發展是指經濟增長帶來居民福利水平的變化，以及資源利用和生態環境代價。

實踐上，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選擇。中國推進的現代化，既具有現代化的一般性，又具有中國式的特殊性。從一般性來看，高質量發展是現代化的應有之義。美國社會學家英格爾斯提出世界現代化的量化指標體系包括人均GDP、農業產值占比、非農就業占比、服務業占比、城鎮化率、大學普及率、平均壽命、成人識字率、醫生情況和人口自然增長率等，只有實現高質量發展，才有可能在這些量化指標方面取得更好成績。從特殊性來看，高質量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打下扎實基礎。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沒有高質量發展，就無法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打下扎實基礎。

高質量發展表現在“發展”質量的變革

中國經濟時報：如何理解“高質量發展”？您認為，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應該表現在哪些方面？

董小君：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是高質量發展的邏輯起點。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使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一個基本標志，就是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即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這一重大歷史性變化，實質上揭示了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在新時代，質量和效益替代規模和增速成為經濟發展的首要問題，這是一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是一種新的發展理念，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從內涵看，高質量發展表現為“發展”質量的變革。其內涵是經濟社會“發展質量”而非單純的制造業的“產品質量”。從世界各國經驗看，那些取得成功的國家，都在經歷高速增長后實現了從量的擴張向質的提高轉變。

從發展過程看，高質量發展表現為效率變革。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仍存在低效率洼地，在生產要素投入既定的情況下產出的提升緩慢，從而使得經濟系統無法實現帕累托最優。因此，推進效率提升是我國新階段下經濟發展的核心要求。不僅要提高單一生產要素的效率，而且要提高生產要素組合的效率。

從發展模式看，高質量發展表現為動力變革。從國際經驗看，創新驅動是轉型的關鍵。在高質量發展階段，簡單粗放的要素投入已經不具有競爭力，更需要科學技術、制度機制、管理方式等創新，才能形成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可持續的競爭力。

高質量發展要把握好五個轉型

中國經濟時報：您認為，要實現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

董小君：從系統觀看，高質量發展體現在多個維度，不僅僅指經濟增長，還包括與經濟增長緊密相關的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的全面提升，具體體現在五個轉型。

一是從投資導向向創新導向轉型。國家現代文明發展過程中存在這樣一個發展規律，在發展程度較低時，選擇要素導向和投資導向的經濟增長方式，在發展程度達到一定高度時，就會選擇創新導向的高質量發展方式。中國正在努力使創新驅動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在創新環境改善方面，政府不僅加大了在創新方面的財政投入，而且給企業和創新者減負。在創新過程完善方面，政府通過協助企業構建專業化高水平研發平臺，吸引科創資源在平臺集聚。在提升創新成果轉化方面，高?；蚩蒲袡C構與企業加強合作，讓科研成果盡快轉化為生產力。

二是從非均衡發展向協調發展轉型。區域和城鄉經濟從“非均衡”轉向“均衡”發展的動態演變，是基于我國不同地區自然資源稟賦實際情況，實現經濟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布局戰略手段。協調發展的目標不是簡單地縮小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經濟總量差距，而是縮小城鄉之間和不同地區之間的人均收入、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務差距。當前，我國正從要素流動、就業收入、產業培育等惠及民生的方面全面加速城鄉及各區域間統一大市場建設，打造平衡發展的新格局。

三是從高碳增長向低碳增長轉型。縱觀全球，通過綠色發展來實現氣候目標和高質量發展，已成為必然趨勢和共識路徑。中國已向國際社會宣布“雙碳”目標，這是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戰略決策。但是，從碳達峰到實現碳中和，我國只有30年，任務極其艱巨。在中國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過程中，必須要處理好發展和減排、整體和局部、短期和中長期的關系。

四是從流動性開放向制度性開放轉型。在新一輪開放中，中國要在思想觀念、體制機制等規則層面深入融合全球化體系，通過制度性開放進一步提高全球經濟治理水平。如果說，通過上一輪的流動性開放，中國在全球資源配置中獲得了商品、資本、技術等狹義的經濟要素，那么，在新一輪的制度性開放中，中國能夠在全球資源配置中獲得規則、管理、標準等廣義的經濟社會要素。

五是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向“共同富裕”轉型。20世紀80年代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從實踐到理論掀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不斷提高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包容性。可以說，脫貧攻堅戰，詮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

作者：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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